【核心提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杨先生对蒋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现象的罗列，掩盖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影响结论的正确性。

　　杨天石先生的《“修辞立其诚”，批判要有根据——再答梁柱教授》一文（以下简称“杨文”），使我想起2012年8月15日《中华读书报》对汪荣祖教授的访谈录《我对蒋介石维持原判》。

　　从汪荣祖教授的一篇访谈录谈起

　　汪荣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我国台湾学者，曾与李敖合著《蒋介石评传》。2012年8月访问大陆，《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他时，涉及对蒋介石的评价和对杨天石研究的看法，现摘录几段：

　　读书报：您对蒋始终持批评态度。这些年随着胡佛研究院蒋的档案的解密，蒋介石的形象逐渐得到修正。您对此怎么看？您对蒋介石的评价有所改变吗？

　　汪荣祖：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杨天石说，没有蒋让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读书报：大陆的杨天石先生近年来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解读，反响很大。您如何评价蒋日记的价值？汪荣祖：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于，你可以根据它来了解这个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记牵着鼻子走，因为日记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紧要的是，没有人怀疑他的日记是假的。其实，我和杨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来过，他到美国是我给他申请的。我觉得他有点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为此，前两年我还跟他打过笔仗。他认为蒋介石曾经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我说没这回事情。他说在日记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万块美金去德国活动，但全无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记里说准备若干钱要去月球，你能说他登上了月球了吗？

　　读了这些文字，感慨良多。一是汪教授在大陆感受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这有杨先生的“一大功劳”。杨文有一点说得很对：“梁柱教授对我的蒋介石研究已批判多年。”是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养成的职业责任心，使我不能无视一些失当的、错误的观点误导青年。我的《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发表后，一位大学老师告诉我，他们即把双方文章印发给研究生阅读、辨析，因为杨的观点影响和扭曲了一些学生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看法。

　　我私下思忖：对杨先生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的决不会只我一人，也许他会当面听到读者和听众的质疑。但这都不能唤起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反思，这是极为遗憾的；汪教授对杨先生研究的看法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这确是中肯的批评，一语中的。汪教授长期在美国等地任教，尚能有这样深入正确的看法，而中国大陆的杨先生却偏执自己的迷误，这值得当事者长而思之。

　　杨文辩护漏洞太大，难以周全

　　现就杨文提出的问题，择其要者作如下答复和商榷。

　　其一，杨先生将我引用材料失误问题，升格为作假、篡改；所谓作假、篡改者，就是主观动机不良也。这种不良的动机，只能解释为蓄意陷害蒋介石。这真是奇怪透顶！杨先生一再强调“死后”和“二十年后”公布日记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终于说出了不同的理由，他说：“生前不准备公布，至少可以说明，蒋介石生前没有利用其日记进行自我宣传、欺骗社会的打算，对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关系不大，而是很大。”我深信这是实话，但这恰恰反映了其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这要从事情的原委说起。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部分实现了他的阴谋，但正如周恩来所说，他这时羽毛尚未丰满，还想“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所以他又演了一出自请处分的丑剧。除了装作认罪悔过的姿态，又把事变说成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蒋介石说的“死后”看我的日记，就是指的这件事，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现在经过杨先生的解读，不但还了蒋介石的“清白”，还表现了他的“伟大人格”。历史被颠倒到如此地步，难道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虚无的是革命的历史，不虚无的是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正是杨先生的蒋介石研究的要害所在。

　　其二，杨文通篇毫无自我批评之意，而辩解的手法实在让人无法恭维。除了指责笔者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之外，或是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诿过别人，一推了之，如他说“从来不曾提出过‘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如今个别记者、编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会拟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标题……”这确是对他一篇采访报道的标题，发表在《文史参考》上，像这样的采访报道稿，一般都会通过被采访者过目和同意的；即使没有通过，经过这么长时间（发表于2011年），对自己不同意的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意见和申明，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记者、编者身上。我想相关记者、编者如果看到杨先生这个言论，也会感到心寒和齿冷。

　　杨文为了说明蒋介石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特别举了两个实例，其实笔者还可以为其补充一个例子：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主动退出延安后，国民党把延安地区的一位劳模弄到南京，也说了类似的话。问题在于，能不能用这样一些所谓的根据，得出一个普遍结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作者显然忘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反蒋、倒蒋力量时有表现，蒋介石更是消灭异己的一把好手。置这样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而下这样的结论，这是杨先生过于爱惜蒋介石，决心“抱持正面评价”而导致的。问题更在于：杨先生要用这个说法来洗刷加在蒋介石身上的“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的罪名，笔者也认为今天不必再用这种笼统的贬义词，但按杨先生“非此即彼”的说法，这种洗刷之后，不就是要说明他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吗？

　　其三，杨文提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可以讨论、研究”，这从原则上说没错，研究没有禁区，但他为此提出的两点辩护，都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讨论问题偷换了概念。笔者是批评杨先生认为过去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从而否定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大概杨先生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太露骨、太荒唐了，因而在“可以讨论、研究”的名义下，提出“国民党围攻苏区，代表谁的利益？难道仅仅代表‘大地主’，而与中小地主阶级无涉？”

　　我们说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据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及其社会后果而对蒋介石政权性质作出的科学判断，现在杨先生提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就超出了常识范围。

　　第二，杨先生说：“自1937年起，即进行抗日战争，难道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是一个多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不同的军阀集团往往都有不同的外国背景，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独占中国的时候，这不能不引起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问题，而且对统治阶级也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这种符合国际和国内情况的正确理论分析，就为我们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也为我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

　　国民党参加抗战并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始终不敢实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并且在抗战中后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这就表现出大资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的局限性。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无视或不懂这样基本的理论，是很不应该的。杨先生提出上面不成体统的理由，来掩盖自己说过的话，这就不是什么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了。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面对，都要加以否认，这还有什么“修辞立其诚”可言呢？！

　　在杨文中像这样的漏洞还有一些，或者说属于他的自我辩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笔者在《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一文中特别引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的一段话，规劝杨先生对照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这样做是大有裨益的。遗憾的是他回避了。刘大年指出英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对蒋介石评价的错误在于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这也正是这位中国学者研究蒋介石的问题所在。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杨先生对蒋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现象的罗列，掩盖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影响结论的正确性。杨先生因读蒋介石日记而引发“重写中国近代史”的豪情。恕我直言，“先生之志大矣，先生的方法不对”。就我看到他的有关蒋介石的文论和这两篇对我的答文，深感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理论素养、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对社会高度的责任心，也就是中国史学传统所提倡的史识、史德，还很欠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